治的难度也就越大,毕竟,传统的势力更强,既得利益者群体越密集。要知道,在萨曼王朝末期,蒲花罗早就对地方上的贵族、将军等势力失去了制约,在外部的强大压力以及内部的离心背德下,其早已名存实亡。
来自汉帝国的入侵,灭掉了萨曼王朝,但实际侵犯的,乃是那些地方实力派。由刘旻构建安西体制,又是一个充满扩张与掠夺欲望的体制,那些实力派、旧贵族们的利益必然受损,也必然不可能轻易臣服。而治安角力的过程,注定漫长而残酷。
相比之下,北廷与康居二国,负担则要小很多,尤其是北廷,一片飞地而已,即便丢失了经略地,也无关痛痒,既得的实利才是最重要的,这是由安西三国不同的根本利益诉求所决定的。
康居国则介于二国之间,康王刘晔分到的乃是萨曼王朝南部地区(包括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一部分),比起那些大城沃野,抵抗势力相对弱一些,但也更加顽固。
另一方面,沿纪浑河上游一带地区,直接与西南的伽色尼王朝接壤,双方之间地形之间犬牙交错,局势错综复杂,在没有萨曼王朝这个阻碍(或者说第一目标)之后,直接对上是可以预期的事。
事实上,雍熙七年三国西征时,伽色尼王朝在其第三代君主马哈茂德的率领下,正处在一个强壮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在向着一个强国该有的面貌发展。
马哈茂德也是一个英明之主,文治武功,出类拔萃,北掠萨曼,西灭萨法尔,南征印度,这个同样崛起壮大中的新兴msl王朝,注定是安西三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绊脚石、拦路虎,并且从后面的局势发展来看,那一天距离并不是太遥远。
而在此之前,安西三国花了三年多时间,一直到雍熙十一年,方才初步把河中地区的局势稳定下来。当然,这个稳定是要打个双引号的。
三国对新占领的土地,只是实现了对大小城镇的占领,建立起了一套勉强可以运行并发挥作用的新的汉化的人口管理及税收体制(营所制),而治安上,水平也谈不上多高,只以强大的武力,保证城镇中的安定,以及治下没有大规模的叛乱,至于小骚乱,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在收治的过程中,自然免不了流血与死亡,文明之间的征服,信仰之上的冲突,也绝不可能是温情脉脉的,杀戮与死亡的终点,才是安定与繁荣。
在过去二十多年,于河中大地上发生着的,并且到大汉建隆元年依旧在持续着的,是“汉”这个以“忠孝仁义”为道德之本的文明,对另外一个强势文明的野蛮统治以及疯狂掠夺。
许多血腥与残酷之事,根本不是帝国内部那些承平已久、大谈道德的文人君子们所能想象的。而从灭亡萨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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