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偏嗜,但同时,在这条逼仄的路上走下去,麦家终于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像一个偷袭者,出现在他所处的时代。C.写作我记不清和麦家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间,2002年?应该是的。但是由于此前我们已经有了很长的交往,初次见面倒像是无关紧要的仪式,而且那天好像有很多人,闹闹哄哄,正忙着打躬作揖。事实上,直到现在,我对写作之外的麦家了解非常有限,写《麦家其人其文》这样的文章,最恰当的人选应该是何大草,他们同在成都,交往密切,在那个盛产诗人和美女的城市,该二人自成一类。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作家在他的写作之外是什么样子其实无关紧要。这不是在谈论一个批评理论问题:是不是应该从其人认识其文;我所想的是,在中国习惯中,人与文的问题常常被摆成犄角之势,深通此道的作者和论者热中于让这两者相互支援,互张声势。这是一种谬误,而且是更为普遍的谬误的一部分:我们不能理解人类生活中的诸种价值各有其方向和边界,不能理解在诸种价值之间存在逻辑上和经验上的冲突和分歧,比如美和善不是一回事,自由和平等不是一回事,同样,谈论一个人和谈论一个作家也必须施用不同的价值尺度。我们喜欢把不是一回事的搞成一回事,结果呢?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件事真正看清、真正做好。——这是题外话,现在还是谈麦家。我所了解的仅仅是写作中的麦家,有时我们会在电话里谈很长时间,这种关于写作的交谈使我意识到,偏执狂是软弱的,很少有人像麦家那样敏感地经受着自我怀疑的磨砺,他在这方面非常接近于《解密》中的容金珍:求解一个答案的过程证明着人的强大和人的渺小。当然,也许写作过程大致都是如此,每个真正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容金珍,有所不同的只是,麦家和他的导师博尔赫斯一样,把写作行为本身当成了世界本质的某种演练,或者某种暗示③……(李敬泽)①我一直在追求文本的趣味性,也许是复杂性,现在我落下的每一个文字或许都是一种证据。我要说一说本文的“身世”,因为本文和这里应该放的文章明显存在着一定距离,我将陈述的就是想拉拢这个距离。是2003年春,我给《山花》杂志投了一篇小说:《让蒙面人说话》。不久,我接到何锐主编的电话,表示了他对该小说的好感,并决定他们将放在一个特定的栏目推出。所谓特定,就是要配发一篇有关我和我小说的印象性的东西。谁来写这文章,何主编给我自己定人的权力,但我确定了人后,他又认为此人的名望薄了些,不适合,并提议我最好请敬泽先生来写。我说他我可能请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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